周剛，雷洪濤，劉進，陳濤
國防科技大學系統工程學院，長沙，湖南，410073
引言
戰爭是自然界生存法則的重要表現形式，也是人類生存的一種特殊社會形態。人類自誕生以來就伴隨著戰爭，古今中外的學者專家也對研究戰爭傾注了極大的興趣和熱情，期望從戰爭中發現其背后的特點規律。進入21世紀，由于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發展，戰爭愈發成為一個具有高度復雜性和變化性的巨系統，探究戰爭背后的規律變得更加復雜也更加困難。我們知道，戰爭的復雜性與指揮控制緊密相關，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指揮控制是戰爭的靈魂，因此，從指揮控制視角來探究戰爭規律也許是一個不錯的突破方向。與此同時，戰爭作為一個復雜巨系統，指控作為驅動這個復雜系統運行的中樞神經，從系統的角度來認清這個神經系統的運轉邏輯，也有望解開戰爭背后的迷霧。著名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說：“戰爭是一個充滿不確定的領域” [1]，著名科學家錢學森認為：“在人類全部的社會活動實踐中，沒有比指導戰爭更強調全局觀念、整體觀念，更強調從全局出發、合理地使用局部力量，最終求得全局最佳效果的了” [2]。因此，運用系統科學與工程的思想，分析戰爭指控背后的科學邏輯，也許能夠開辟一條通過系統學與軍事學交叉研究戰爭的新路子，窺探到戰爭背后深度潛藏的規則長河。
1 .制勝機理探究
戰爭是復雜系統與復雜系統的對抗，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體系對抗。從系統研究角度看，認識一個系統必須從宏觀、中觀、微觀不同層面來觀察思考，體系對抗機理也是如此。從宏觀上看，關鍵是戰略,強調把戰爭體系作為一個整體來籌劃，是體系與體系的對抗；從中觀來看，關鍵是決策，強調把驅動全局的指揮控制作為一個中心來研究，是策略與策略的博弈；從微觀來看，關鍵是行動，強調把執行決策的行動任務作為一個效果來研究，是力量與力量的較量。所以，需要從不同層面來觀察和思考其制勝機理。
（1）謀勢者得全局：體系層的有序性與無序性認知
當我們把戰爭作為一個復雜系統來看待，戰爭就變成了兩個對立系統的對抗。在系統對抗中，一個系統要勝過另一個系統，就看每一次的系統碰撞中是得大于失還是得小于失。通常我們把系統的得失狀態描述成系統的“勢”，勢的本質是系統內運行狀態的好壞，這個好壞最核心的體現就是系統的有序無序程度。在雙方系統等體的情況下，對抗中更趨于有序的系統將取得勝利，而更趨于無序的系統將得到失敗，這是想而易見的道理。按照系統科學的理論，表征系統有序性與無序性的度量就是“熵”。所以，在戰略層面上，戰爭指控的目標就是控制本方系統的熵增低于對方系統的熵增，以使得對手更早進入無序而導致系統崩潰。所以“勢”的核心度量是熵，熵高意味著較快趨于無序，可稱之為失勢，熵低意味著較慢趨于無序，可稱之為得勢。
在戰略指控中，要獲得勝勢，就是要求選擇一條熵增比對手低的戰略線路。一方面要求戰略籌劃者能夠比較準確地判斷系統對抗的敵我變化走向，這就要取決于籌劃者對系統及其運轉的認知力，也就是對戰爭“勢”及其可能趨勢的認知，從而選擇對我方有利的戰略，這就是所謂的“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另一方面，要求戰爭系統是一個開放系統，能夠通過與外部進行能量和信息交換，以盡可能降低熵增，保持系統的有序性，亦即“得道者多助”。總之，戰略指控的勝負最關鍵就是把握系統的“勢”，關注系統內部的有序無序狀態，使其勢沿著總體熵增最小的路徑發展。
圖1：體系謀勢制勝機理示意
（2）形人而我無形：策略層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博弈
戰爭中，指控是驅動整個作戰系統運轉的核心，指控得當則有利于系統運轉有序，指控不當則容易造成系統運轉的無序。指控的中心任務是選擇和確定行動策略，因而從系統運轉這個層面來看，策略的好壞是影響勝負的最關鍵最重要的因素。那么，策略的博弈究竟有何玄機？我們知道，策略往往具有相互針對性，最好的策略就是能夠根據對方可能的策略作出相對應的策略。為此會出現三種情況，第一種是已知對方策略，這時作出應對策略即可，也就是針對對方的確定性策略選擇我方的確定性策略，是以己方的確定性應對對方的確定性；第二種是知道對方的可能策略但不能確定是哪一個，這時就需要分析判斷其策略選擇的可能性大小，制定己方的應對策略和變化預案，是以己方的相對確定性應對對方的相對不確定性；第三種是完全不知道對方策略，這時就需要根據各種可能性，制定我方的應對策略集，是以己方的不確定性應對對方的不確定性。所以，在戰爭實施層面，其本質是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策略的博弈。
從博弈機理上看，要取得這場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博弈的勝利，其根本方法就是己方要讓對方的策略更加確定，同時使己方的策略對對方更加不確定，即我知道你要怎么做但你不知道我要怎么做，也就是《孫子兵法》所說的“形人而我無形”[3]。實際上，約翰·博伊德提出的OODA循環也是基于此機理，它強調的也是通過己方的快速行動變化使對方策略始終面對不確定性而無法達到理想效果。這一機理也符合概率統計原理，就像兩個人過招，我有十招，你只有三招，我猜中你的概率高，你猜中我的概率低，在不斷的對抗中，猜中概率高者更有勝利優勢。策略的博弈就是要在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性。
圖2：策略博弈制勝機理示例
（3）兵貴勝不貴久：行動層的高效性與低效性的較量
戰爭的末端是行動，是對抗雙方的直接較量，是戰略效果與決策效能的微觀體現。從系統看，微觀的效果體現雖然不能及時決定宏觀的局勢變化，但是會通過效應反復迭加最終影響到戰爭勝負，所謂“千里之堤，潰于蟻穴”[4]。因此，末端行動也是影響勝負的重要因素。在末端的行動較量中，由于確定性因素比較強，基本上表現為作戰力量的較量，其勝負的主要檢驗是作戰力量能否完成決策目標的達成度，而不是直接的雙方戰損高低，因為決策目標不一定是毀敵，也可能是誘敵或擾敵。因此，行動層面的制勝與否就是要衡量任務完成的有效性，有效性高則勝勢增長，有效性低則勝勢減少，每一個行動有效性與戰爭勝負的關聯關系不一樣，關聯性高對有效性要求就高，關聯性低對有效性要求也低，通過每個行動有效性的迭加影響，從而影響到戰爭的進程和勝負。
根據戰爭實踐的歷史經驗，在行動層，要保證有效性，往往取決于兩個方面：一個是快，因為快能先敵行動，既容易造成對方的混亂也容易引導對方的行動，使我方行動實現高效；一個是準，準確實施行動，也能夠在雙方較量中，使我方更快更好地達成目標，所以《孫子兵法》強調兵貴神速[3]。但神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實現目標，行動必須緊緊圍繞快速有效實現目標，只有有效達成目標行動就圓滿完成，所以《孫子兵法》在作戰篇中，明確指出“兵貴勝，不貴久” [3]。在現代戰爭中，由于作戰節奏加快，作戰資源力量依賴度變大，快速有效完成行動更加有利于快敵決策和優化力量資源使用，其重要性更加突出。
圖3：行動較量制勝機理示意
縱觀人類戰爭發展歷史，戰爭指控基本上都在遵循以上三層的系統邏輯，只不過由于戰爭階段不同的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在冷兵器戰爭中，系統的有序性與無序性、不確定性與確定性、高效性與低效性比較直觀顯性，也比較容易衡量，而在今天的信息化戰爭中，由于系統更加復雜龐大，有序性與無序性、不確定性與確定性、高效性與低效性更間接隱性，不太容易短時判斷清楚。總的來說，謀勢、決策、行動這三者都深刻影響著戰爭勝負，謀勢造成長期的全局影響，決定了系統的發展方向；決策造成階段的局部影響，決定了系統的運轉效果；行動造成短期的直接影響，決定了系統的功能實現。三者之間既有向下的一致連貫性，即謀勢決定決策，決策決定行動，又有向上的連接反饋性，即行動影響決策，決策影響謀勢，共同構成一個影響系統效能的整體。
圖4：戰爭指揮控制背后的制勝機理框架
2. 基本要素
戰爭指控中，影響因素很多，不同情況要考慮不同的因素。那么有沒有一些固定不變的影響因素？從一般系統論原理來看，這個答案是肯定的。拋開戰爭的形態特征與條件約束看，我們發現至少有三個因素與指控密切相關。一個是時間，指控必然要考慮戰爭的時間跨度，時間越長指控的空間度就越大；一個是運籌，指控的核心是運籌，運籌的難度越大，指控的復雜度就越高；一個是計算，指控必須依靠計算，計算速度越快，指控循環就越快。為此，我們首先定義一個指控熵（C）的概念，指控熵代表指控的優化度，熵越高意味著優化度越低，熵越低意味著優化度越高。循著這樣的思路，我們對影響指控優化度的核心要素進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以下結論。
（1）要素度量：尺度、粒度、速度
我們認為，從普遍意義上講，影響戰爭指控的最基本要素有3個，即時間尺度(Time, t)、運籌粒度(Granularity, g)和計算速度(Speed, s)。
時間尺度是指控準度的重要度量。任何的指控活動首先必須考慮時間跨度，并依據時間跨度，按照構成整個時間跨度的單位時間尺度來開展指控。比如，如果指揮跨度一年的戰爭，指揮者就必須確定按照多大的時間尺度來確定分段戰爭目的和指控策略，是按照一個月還是按照一個季度，不同的指揮者會有不同的時間尺度分割。但是，不同的時間尺度會對指控帶來不同的影響，在合理區間內，尺度越小，指控的準確度就越大。反過來，指控要求越準確，也會要求時間尺度越小。這個道理相當于要用線段逼近曲線，線段長度要盡可能短。通常來說，戰略指控的時間尺度比較大，因為要考慮的因素多、變化多，不確定性強，尺度越小越難以作出準確判斷；而戰術指控的時間尺度比較小，因為本身時間要求快，且面對的態勢因素確定性強。所以，時間尺度與指控準度呈現出強相關性，其相關性關系曲線大致如圖5。
圖5：時間尺度與指控準度之間的強相關性
運籌粒度是指控難度的重要度量。指控活動的核心是運籌決策，因此以多大的基本單元進行運籌即運籌的粒度對于指控也會產生顯性的影響。通常在合理區間內，當運籌粒度逐漸變小時，決策難度增加，指控難度相應增長，當運籌粒度逐漸變大時，指控難度相應減少。為此，戰略指控的運籌粒度要求較大，而戰術指控的運籌粒度要求較小。因此，運籌粒度與指控難度具有強相關性，其變化關系曲線大致如圖6。
圖6： 運籌粒度與指控難度之間的強相關性
計算速度是衡量指控速度的重要度量。指控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了計算速度。計算速度越快，決策和行動的速度就越快。不同層級的指控對計算速度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在戰略指控中，由于有較充裕的籌劃時間且運籌粒度較大，對計算速度的要求就沒有戰術指控那么強。當然，通常計算速度越快越好。所以，計算速度與指控速度具有強相關性，其關系曲線大致如圖7。
圖7：計算速度與指控速度之間的強相關性
（2）要素關系：此消彼漲、相互制約
基于尺度、粒度和速度三個基本要素，我們再進一步分析這三者之間的關系。顯然這三者之間也具有強相關性。
時間尺度與運籌粒度。我們可以明顯看到，時間尺度越小，就要求運籌的粒度越小，因為尺度決定了粒度的大小空間；同樣，運籌粒度越小，也要求時間尺度越小，否則運籌就趨于無限復雜，所以粒度也決定了尺度的長短空間。那么也可以看出，在計算速度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尺度變小就要求運籌粒度相應變大，同樣粒度變小就要求尺度變大，否則計算速度就會要求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兩者是相互制約關系,如圖8。
圖8： 時間尺度與運籌粒度的相關性
時間尺度與計算速度。時間尺度本身與計算速度不形成太強的相關性，因為無論什么尺度，都是計算速度越快好。但是在運籌粒度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時間尺度變大就要求計算速度變慢，而尺度變小就要求計算度變快。這就好比一個大房間擺放物品比多個小房間擺放物品要快捷。在這種情況下，兩者也是相互制約關系，如圖9。
圖9：時間尺度與計算速度的相關性
運籌粒度與計算速度。顯而易見運籌粒度與計算速度是強相關的，因為運籌粒度越大對計算速度的要求就越低，運籌粒度越小對計算速度的要求就越高。在時間尺度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因此，運籌粒度與計算速度更是相互制約關系，如圖10。
圖10： 運籌粒度與計算速度之間的相關性
當我們把尺度、粒度、速度統一在一起考慮，這三者就形成了一個相互制約的有機關系體。在這個關系體中，一方的改變就會影響到另兩方的變化。三類者之間的復雜作用如果用形式化的數學語言來表達就是
此處Ω是時間尺度、運籌粒度和計算速度耦合產生的可行約束空間。
（3）要素融合：不求最優、持續向優
當我們把指控熵與時間尺度、運籌粒度和計算速度聯系起來，就形成了一個函數關系，可用形式化的數學概念語言表示為帶有約束的優化問題
此處，把目標函數C=f(t,g,s)稱為指控最優度或者指控熵函數，作為評價一個指控系統或者指控模式優化度的一個基本指標。f (t, g, s)的具體函數表達我們現在并不知曉，還需要具體的深入研究，但是我們可以通過直觀邏輯推測，單個要素與整體函數的的映射變化關系大致如圖11-13，而整體的函數大約就是一個三維空間函數。
圖11：指控熵與時間尺度之間的關系
圖12：指控熵與運籌粒度之間的關系
圖13：指控熵與計算速度之間的關系
這樣，我們就可以基于空間函數來推導指控熵的最優化。首先從初始的指控最優度函數和初始的要素可行空間
權衡出初始的指控要素（t0,g0,s0)，在此認知過程中，迭代產生新的指控最優度函數f1(t,g,s)和要素可行空間Ω1⊆Ω0，然后從更新后的模型
權衡出新的指控要素（t1,g1,s1)，這樣反復迭待進行，假設我們已經得到指控要素（tk,gk,sk)，那么我們會迭代產生新的指控最優度函數fk+1(t,g,s)和要素可行空間Ωk+1⊆Ωk，然后從更新后的模型
權衡出新的指控要素（tk+1,gk+1,sk+1)，直到決策效能滿意。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產生了精度不斷提高的指控最優化函數序列
也產生了逐漸縮小的要素可行空間序列
這就是指揮控制決策的復雜規律的概念性過程。
這其實相當于我們先作一次初始的合理指控，然后隨著戰爭進程的推進，不斷逼近最優化指控。但是，在絕大部分的戰爭過程中，我們其實并不會知道指控熵的最優變化路徑和最終優化值，那么我們要做的是判斷某個時刻下，尺度、粒度、速度是否在合理區間值內，如果三者均在合理區間值內，那么我們就默認指控熵在趨優區間值，只要指控熵在趨優區間值，就意味著戰爭存在較大勝機，隨著戰爭進程推進，要素區間值會不斷變得清晰，而指控熵趨優區間也會變得更加清晰，從而使得指控熵最終接近最優值。這樣的邏輯基于一個已知指控現實邏輯，就是當代軍事思想家馬丁•范克里維爾德在《戰爭指揮》一書中說的：“勝利的取得并不是軍隊的指揮系統運行得當，失敗卻往往是因為指揮的不當。”[5] 只要指控結果始終在得當區間，那么就最終會靠近勝利。
3.趨勢研判
對于未來指控向何處去，許多專家都有各自獨到的見解，但大多是循著戰爭邏輯和技術邏輯去思考。當我們用系統邏輯去總結回顧人類戰爭的指控歷史，展望未來發展時，會發現我們又有了一個新的視角，并有了新的認識，歸納起來主要有三點。
（1）結構：從簡單到復雜
系統首先要講求結構，結構決定功能。從歷史來看，隨著戰爭復雜度的不斷增長，指控也相應趨于復雜。進入信息化時代，由于信息的泛在物聯作用，指控的復雜度成指數性增長，指控的層級特征也更加明顯，從如下的關系表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為此，過去的簡單線性的指控體系結構已不太適應未來戰爭的要求。
由于不同層次的指控要求顯著變化，指控將隨著層級的變化而變化，從戰略指控到戰術指控呈現出從非線性、不確定性趨于線性、確定性的變化特征。因此，在現代戰爭中指控體系不再是一個簡單線性系統，而應該是由若干個異構指控子系統及其輔助系統構成的復雜巨系統，是非線性與線性關系交織融合的系統，其結構將遵循復雜系統的建構機理。
（2）模式：從人力運籌到效力運籌
隨著戰爭發展，由于戰斗力要素在戰爭中的地位作用不斷變化，指控模式也在相應改變。冷兵器時代，由于武器裝備的差異性相對較小，衡量戰斗力的核心因素是人力，人多勝人少，所以指控主要關注人力，以人力運籌為主線；在機械化時代，由于武器裝備的毀傷性能大幅增長，在戰斗力衡量中的地位作用也顯著提高，指控更加關注火力，轉為以火力運籌為主線。到了信息化時代，作戰系統日益成為一個整體，戰斗力的衡量不再只是考慮人力或是火力，因為僅僅靠人力或火力也見得就能達成較大效果，而更多的考慮人與武器裝備融合形成的體系效能，這點從當前的俄烏戰爭得到了清晰體現。因此，指控更加關注系統，將轉為以系統整體效力運籌為主線。目前，戰爭指控這種從力量運籌模式轉向能力運籌模式，進而再轉向智量運籌模式的趨勢已經比較明顯。
圖14：指控模式發展趨勢
（3）方法：從集中到分散
伴隨著結構與模式的轉變，指控方法必然要發生改變。古今中外的軍事家無不強調，戰爭指控是一門藝術，藝術就意味著不能完全用線性量化的方法，而要增加非線性抽象的方法，同時復雜系統的指控也有如此要求。但是戰爭指控又需要統一性，不能無序開展，那么指控方法必然是線性與非線性的混合。考慮到隨著指控層級的線性與非線性遞進規律，我們認為未來戰爭指控方法將是整體統一、局部自主，也就是整體集中、局部分散，越到宏觀全局層面越趨于統一，越到局部具體層面越趨于自主。簡單來說，就是戰略層面是以戰爭目的主導的指控，戰役層面是以目的牽引、原則主導的指控，戰術層面是以目的牽引、原則約束、自主決策的指控。這樣，整體指控系統既能保持較高的目的一致性、決策貫通性，也能具有一定的行為自主性和情況適應性，較好地滿足復雜系統的運行特點。
圖15：指控方法發展趨勢
以上認識尚比較粗淺，我們相信隨著時代發展，戰爭必將與科技走向深度融合，從科技視角尤其是系統科學視角解讀和研究戰爭將成為戰爭研究的一個重要趨勢，本文不過是拋轉引玉，希望更多的科技專家來認識戰爭、研究戰爭。
參考文獻
[1]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戰爭論[M]. 時殷弘.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
[2]錢學森,許國志,柴本良.軍事系統工程[R]. 總參謀部軍訓部,1979.
[3]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研究部《孫子》注釋小組.中國古典名著譯注叢書:孫子兵法新注[M].中華書局,2005.
[4]商務印書館辭書研究中心編. 新華成語大詞典[M].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3.
[5]馬丁·范克里韋爾德. 戰爭指揮[M]. 吳麗,朱勤芹.北京：新華出版社, 2022.
（C4ISR理論與技術專業委員會供稿）
